历史上杨嗣昌在张献忠偷襄阳之战中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让流贼全身而退了，没有抓到任何为首将领俘虏，连证明对方作案动机都做不到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在，沈树人好歹给襄王等人报了仇，把凶手部队灭了抓了，还问出了动机，崇祯应该会好好想清楚，不至于做出“亲者痛仇者快”的事儿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了保险，沈树人殚精竭虑，又写了一封秘奏，试图委婉地帮皇帝分析清楚事情的逻辑：

        张献忠之所以敢这样花血本搞无法长期占城、却非要刺杀藩王的罪行，就是大明原先的刑法太严苛、僵硬。大明律对于“失地”的罪责很重，一旦失地失到藩王被陷，督抚都要被杀问罪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就逼出了张献忠以陷害督抚为动机的“特种作战”，说白了这次打襄阳，并不是“攻城”，而是“行刺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藩王是被行刺，那不该是督抚的罪责，最多只是王府护卫的罪责。因为张献忠的部队不是一开始就明着打出旗号来攻城，他们只是小股刺客伪装成百姓渗透行刺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，为了防止流贼处心积虑利用大明律法，建议朝廷明确解释一下法条，“失地陷藩”，必须是城池被正式攻破、且半个月都没有被官军收复的那种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只是暂时一天或者两三天为流贼控制，按完全可以按照渗透行刺论处，并不是真的长期丢失城池。

        沈树人还委婉地在秘奏里苦谏：这样明确朝廷律法，并不是修改律法，只是纯粹的解释，不丢人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且，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藩王们，只有让流贼知道，在无法长期攻占城池的情况下，只派出死士玩这种有来无回的刺杀藩王行为，陷害不到地方督抚，流贼才没有动机去杀害更多藩王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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